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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2019首届国家公园论坛·“生物多样性保护”分

admin 发布于 2019-09-05 10:00   浏览 次  

  8月20日,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西宁举行了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分论坛,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管理机构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促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等内容开展研讨交流,旨在广泛传播习生态文明思想,进而寻找创新的、能够为发展做出贡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式。

  论坛上,行业专家、相关社会组织代表通过多维的视角,精湛的理论阐述,为政企学界带来极具冲击力与参考价值的观点。

  生物多样性消失,是全球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从去年相关最新报告中得知,全球野生动物44年间消亡60%,人类活动是直接构成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物种的消失和衰退,对生态系统也构成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状况,必须来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变革,特别是发展路径、发展方向等,在跨境保护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跨区域的合作,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能够实现个性化栖息地的联通,维护物种的基因交换,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至关重要。

  健全合作机制对跨境分布的种群和基地的整体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实现信息交流、技术手段改进、标准和方法统一等。这些年的跨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各国政府对跨境区域合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公众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自然保护地是重要的载体,各国政府应当推进跨界自然保护地的建立和管理。

  我国要促进跨境区域合作,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就要使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积极拓展跨境合作渠道和方式,贡献中国智慧和经验。在完善跨境区域合作、自然保护地姊妹合作的基础上,使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扩展到一带一路国家。

  中国现在也在开展国家公园的建设,我想跟中国的朋友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首先,在国家公园的设计当中,国家公园和保护地设计的边界往往没有满足整个野生动物的地理分布,当设计国家公园的时候请牢记一点,有时国家公园的土地范围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国家公园能满足年复一年的使用需求,要考虑到春夏秋冬四季的整体需求。国家公园是严格保护的区域,它对于整个野生动物群体来说,实行非常严格的保护,所以国家公园的数量很难进一步增加。但是基于保护的各种需求,需要开设新的保护小区,肯尼亚新型的保护小区数量一直在增加,而且保护的面积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加,这种新型的保护小区是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第1个国家公园,我们希望这些经验,能够给中国提供很多有益的帮助和有益的建议。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来看一下中国的国家公园究竟长什么样子。

  保护对象是指划入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物种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文化遗迹。明确保护对象对于说明建立自然保护地的性质、确定保护管理目标和开展有效的管护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必须制定明确的愿景和长远目标以实现目标驱动、成果导向的有效管理。愿景做为一种长期的目标一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显著的变化,而是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管理自然保护地。愿景或长期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的自然、环境、游憩、文化和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在适宜的情况下,所有自然保护地应该致力于保护重要的景观特征、地质和地貌;提供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例如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保护具有国家重要文化、精神和科研价值的自然生态和自然美景;为居民和当地社区带来利益;提供休闲娱乐的机会;协助开展具有较低生态影响程度的科研活动,进行与自然保护地价值相关和一致的生态监测工作等。

  对于所有的猫科动物来说,整个威胁冲突都是相同的,只是它们因为分布和种群数量不同,导致遇到这个问题的强度不同。主要有三类问题,第一是栖息地的丧失和碎片化;第二是缺少可捕猎可食用的动物;第三个是直接的杀害。

  美国前国家公园的负责人,听到三江源有了大量的生态管护员,非常感兴趣。我们在非洲也开展了类似的大量实践,义务警员能够积极有效帮我们控制盗猎行为。

  解决人兽冲突有很多数量不同、方法迥异的措施。无论方法是怎样的,首先要深入理解整个冲突的本质所在,要理解社区居民需要什么,野生动物需要什么,然后跟社区的居民找到适合当地的方法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有近500个国家级的保护区,目前实际上保护最严格的也是这些国家级的保护区。最大面积的国家级保护区都是在西部,所以兽类相对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这个保护比例占到了16%,具体含义就是16%左右的兽类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被国家级保护区覆盖了。

  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一个巨大的空缺,在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人口众多,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栖息地镶嵌而生,这种破碎化的栖息地满足不了一个正规保护区设立的标准。这些地方保护的价值很明显,要在保护地外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对保护这个事情要有更加开放的理解,对保护而言更重要的是主流化,要把保护纳入到不同的系统里面。

  既要保持自然的各种形态和功能,又要在有限的地球上为人类创造公平的家园,那么在选择发展战略、经济模式、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时,需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自然资本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瞄准更高的目标,实施旨在恢复自然的办法,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系统都有益的更健康更可持续的世界。原来自己学习美术还。现在实现生物多样性的2050年的愿景需要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和一系列可靠的行动,在2030年前恢复生物多样性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线,将自然种群的丰度恢复到足以促进人与自然繁荣的发展水平,这样才能够为2030年的90亿人口提供食物、饮水,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气候,还有保持高质量生活。

  我以亲历者的角度见证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进步和发展的历程,同时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镜头、画面的方寸空间也成为我见证的最佳武器。

  藏羚羊羊绒最后的渠道是被卖到西方,西方的消费者被一个错误的谎言所蒙骗,说藏羚羊羊绒是一种来自西藏的野羊,他们到了一定的季节要脱落绒毛。

  后来有一位博士把藏羚羊被猎杀的事情揭穿出来。我拍的藏羚羊被猎杀的照片,在很多地方发表,在国际组织的宣传品、在西方时尚杂志上出现,包括和《国家地理》合拍的纪录片都在讲藏羚羊和保护藏羚羊的事情。在各国政府共同打击下,最后这个市场没有了。

  藏羚羊保护方面,也是用影像推动自然保护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同时保护藏羚羊对中国自然保护进程影响可以说是更进了一步,因为可可西里野牦牛队与偷猎份子浴血奋战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公众知晓。

  我始终坚守“影像保护自然”的理念,并全身心地投入,用一己之力努力推动中国野生动物摄影的进程,不断向公众传达自然保护理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之美。

  要通过自然保护地体系变革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要将自然保护地优先纳入空间规划制度,明确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督考核。

  国家公园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形式,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途径向生态系统途径演变,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要基于祁连山地完整保护的区划方案,以水源地保护为切入点,实现“冰川与水源涵养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完整性保护,在雪豹国家公园范围方案基础上,将主要典型生态系统、江河水源地、伞护物种(雪豹)栖息地划入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变革性的转变! 2030年或更长远的目标也许只能通过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方面的革命性转变才能实现。革命性转变需要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因素进行根本性的系统重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状态:至2050年,生物多样性得到珍视、保护、修复和明智利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支持星球健康,并为所有人提供惠益。

  通过系统性的自然教育,促进价值观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转变,让每一个国民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身息息相关。

  中国有条件、也有能力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变革性转变。

  以国家公园为契机,推动中国荒野保护。在生态空间中,将部分自然保护地(特别是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以荒野保护区的形式进行管理。

  在大规模生态环境破坏的背景下,物种的生存取决于种群在空间分布上的持久性。仅靠现有的自然保护区无法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很多水生物自然保护区相继建立,但这些物种还是在过去20年中消失,还有更多的物种消失。

  超过55%的居民居住在城市,并以1.6%的速度增加;城市占全球地表面积的3%,却拥有75%的自然资源和产生70%废弃物,排放75%的二氧化碳;决策者、市场主导者、主要消费者均在城市里,城市的生态足迹超过其面积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

  建立湿地保护制度。将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禁止擅自征用占用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和湿地自然保护区。确定各类湿地功能,规范保护利用行为,建立湿地生态修复机制。

  我们需要依托生态环境监管平台和大数据,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自然保护地监测数据集成分析和综合应用,全面掌握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构成、分布与动态变化,及时评估和预警生态风险,并定期统一发布生态环境状况监测评估报告。

  健全国家公园“源头”防控制度,要从确保国家公园原真性、完整性保护的角度,从源头行使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监督职责,发挥预防性保护的前置性作用。建议在国家公园立法研究中要明确生态环境监管的内涵、外延,以及职责等相关内容。加快制定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监管制度。

  借鉴青海省在三江源地区建立的“1+N”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即由生态环境部门统一负责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监测的标准和技术规范,资源、林草、水利、农牧、气象、科学院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对相关要素进行监测,共享到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服务于国家公园管理和监管工作。(潘玲 王玉娟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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